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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天傍晚时分，史努比打来电话：“吃饭？”

    “行。”我说，“我请你，正打算下楼吃呢。”

    他顺竿上：“不成，你做。”

    我气笑：“凭什么呀，只有方便面。”

    “不行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下挂面。”

    “挂面成。”

    朋友太老就是这样，连理都不讲。

    只好去超市，买只鱼头、料酒、一袋木耳，走到市场买点红尖椒，又返回身买了两只丝瓜与青椒。下完面，炒只蛋放在里面，再拍根黄瓜。

    他靠着门看，又伸手在灶上一抹。我从锅里拿剁椒鱼头，白他一眼：“你再戴个白手套擦擦。”

    他嘿嘿一笑：“怕你这两年忘了生活。”

    吃完饭，我俩喝茶。他带着一点认真的苦闷，说看一本杂志每期的最后几页，都很受刺激。那里的文章写自己父辈，大都说父母尽管清贫，但是一生正直什么的，告诉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生道理。

    他说自己的父亲也老了，却是个不反思的红卫兵，老了对保姆还不好。他跟老朋友说话没有遮掩，带着困惑还有心酸：“难道就我爸跟别人不一样？”

    我跟他说，恐怕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吧。七八年前看北京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。一个小姑娘跟她的父亲，谈父女之间的沟通问题。谈到快一半，现场的嘉宾和观众就开始劝这个姑娘了，说你父亲是何等不易，你怎么能只看他的缺点呢，他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。女孩一直听着。后来她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到这儿来就是来谈我俩之间的问题的，你这节目如果是非要听我跟我爸怎么好的，我也能给你谈成五好家庭。”说完站起来走了。

    陈虻有次骂人，就是骂这种选择。

    记者拍了个片子，说一个中学老师辞掉工作，在家里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，为他们钉作业本，判作业，带他们去吃麦当劳，把家里床铺都腾出来让他们住。片子做得很动情。

    陈虻说，他被那个钉作业本的动作弄得挺感动，但隐隐觉得不太对劲，就问记者：“这老师收钱吗？”

    记者说：“两万到三万一年。”

    他算了一下，收留四个孩子的话，怎么算一年也有十万块，刨去给他们的花销还能挣几万块钱，远远高于他在学校当老师的收入。“当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，那个钉作业本的举动让我感动，当知道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叫省钱。”

    他接着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收钱？谁教给你的？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观众？”

    记者沉默不语。

    他后来说：“其实谁也没教给他，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，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，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，这就是一种观念，一种意识。”

    陈虻说得对，但是，“谁教给你的”，这话问得，好像他是外星人。

    他不管这些，不问你的成长史，也不同情你，只像把刀一样，扎进人脑子，直没入柄。

    审个片子，他骂：“你是机器人吗？”

    等你改完了，抖抖索索给他看，他看完温和地说：“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，你连人都不是，你只是个机器。”还引申：“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，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。我想问问，你有思想吗？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？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，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，你能有看法吗？”

    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，不训人，也不指点人，只是不论谁做得好，他总能看在眼里。

    我跟他哭诉，说自己除了课本，只看过言情小说，脑中空空，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。

    他乐了，说不用急，好香是熏出来的。他写的《唐山大地震》，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，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，他都觉得不安：“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不需要强求，更不要变成强制。”

    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，在一定年纪的时候，自然会启动。

    我苦着脸：“可我都这么大了。”

    他笑，问：“你多大？”

    “七六年的。”

    他说七六年他二十三岁，去唐山采访大地震，写了一首诗，大意是：大娘坐在那里，路边架着锅，正在烙饼，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，锅是从辽宁送来的，煤是从山西来的，油是从河南来的，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唐山，在大妈的锅里，你看到了阶级友爱。

    意思是，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。

    我说那怎么办，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，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。他只说，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看历史。

    我不明白，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，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？

    他说：“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、一件事吃透了，后面的就知道了。”

    过了几年，唐山地震三十年，我想去看看。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，我理解，这种题不好做，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还麻烦。

    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，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。他在接电话，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，过了一阵子，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，叹口气，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。

    后来有同行采访我：“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，是受什么驱动？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，我也三十了，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，想知道。”

    她问：“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？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？”

    我跟她说：“我们会在‘九·一一’时做那么多报道，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，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？这一点我不明白。”

    她问：“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？”

    我被问愣了一下：“到了这个年龄，像有什么东西扯着你一样往回望。”

    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，现在已经残破不堪。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，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，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。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，二十四万人遇难。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，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，车运的、走路的、抬着担架的……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，一点一点爬来的，地震发生时，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，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，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。

    一天里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。

    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，比划给我看：“从你坐的地方，往北四里，往西四里，全是人，躺在雨里，地上不是雨，是血水。走路的时候踩着人过去，会动的是活人，不会动的就是死了。”

    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，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：“医生，救救……”最后一瓶氧气，她给一个伤员用上。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，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，都接在瓶子上，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。

    我上中学的时候，家里有一本借来的《唐山大地震》。有个细节多年不忘，当时没有麻药，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。这个女医生就是她。

    “四十分钟。”她说，“没有灯，用手电照着做的。”

    她一边掉眼泪，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。每刮一下，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。六岁的小男孩，一滴泪也没掉，不断地念语录：“下定决心，排除万难，不怕牺牲……”

    这些年，她一直惦记着他，想见他一面：“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，留没留疤。”但是，当年这里的人，都没有名字，没有照片。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，尤其是伤亡的人，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，“这是机密”。火车路过唐山，必须放下窗帘。

    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。她说没有。

    我问：“那到您孙女这一代，还会记得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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